EP320｜沒有人做這件事的話，大家會開始「談論彼此」，而不是「互相交談」

BNI PODCAST ‧ EP 320

BNI 台南大信白金分會　|　陳韋翔（美之耀）

這一集在講一個沒有人想接的職務：會員委員會。

來賓 Ed Wilson 在總部的職稱是支援服務主管，而 Misner 介紹他的時候用了一個更貼切的說法：「Ed 是我們的消防員。」他處理的是各地分會燒起來的火。

而整集裡最好的一句話，其實是主持人 Priscilla 補充之後，Misner 順口接的那一句。我先把它放在前面，因為它是整篇文章的骨架：

「如果沒有人在做這件事，他們會開始談論彼此，而不是互相交談。」

先講那個社區管委會的比喻——它比他們以為的更好，也更危險

Ed 用了一個台灣人非常有感的比喻：社區管理委員會。

他自己的例子很生活化：他住在土桑的時候，有一次垃圾桶放在門口過夜，兩週後收到一封信，附上他家門口垃圾桶的照片。他當下的反應是「這是在幹嘛？」

而他後來理解了：垃圾桶收好 → 社區看起來整齊 → 社區的價值被維持住。

然後他講了關鍵的那一半：你花了時間整理庭院、美化房子，結果隔壁搬來一戶，草不剪、皮卡車架在磚頭上停在車道——這對你的房子價值有什麼影響？它會拉低你的價值。

接下來 Ed 把它連到分會：分會裡的每一個席次，都是一塊房地產。而一個強而有力的會員委員會，能夠篩掉那些會拉低整體價值的人。

這個比喻的核心，其實是一個很嚴謹的經濟學概念，而他們沒有把它講出來：

你的席次值多少，取決於其他席次的品質。

這叫做外部性——某個人行為的成本，是由其他人承擔的。而外部性有一個關鍵特性：市場自己解決不了它。因為那位讓皮卡車生鏽在車道上的鄰居，完全沒有動機去修它——損失的是你，不是他。

這正是為什麼你需要一個委員會，而不是「大家自己看著辦」。凡是成本外溢的問題，都需要一個代表整體的機制來處理。

但我要指出這個比喻危險的另一半，而 Misner 自己也警覺到了。他說：

「當管委會表現得像法西斯的時候，團體就會出問題；但當管委會用關心但堅定的方式處理事情，房產的價值就會比較好。」

他講得很客氣。而任何在台灣住過社區大樓的人都知道，管委會的失敗模式有多常見：權力用在雞毛蒜皮的地方、規則因人而異、開會變成算舊帳、少數人長期把持。

所以這個比喻是誠實的——它同時借來了管委會的好處和它最出名的病。

而分辨好管委會和爛管委會的，只有一件事：規則是事前就公開寫好的，還是事後才被解釋出來的。

事前寫好的規則，執行起來是行政；事後解釋的規則，執行起來一定被讀成針對。這條線在分會裡同樣適用，而且我認為它是整個委員會制度成敗的唯一分水嶺。

「鏡子測試」：只要鏡子會起霧，我們就要他

Ed 在講審查申請時，提到 Misner 講過的一個說法：

「不是只要鏡子上有霧氣，我們就要他。」

意思是——只要對方還有呼吸，就收。

這句話講的是審查標準崩壞的樣子。而我想加上這一集沒有講、但我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：

審查標準最鬆的時候，剛好就是分會最需要它的時候。

想一下這個順序：

1. 分會人數下滑，大家開始緊張。
2. 有壓力要補人，所以審查標準悄悄放寬。
3. 進來的人不太適合——不出席、不做一對一、沒有引薦。
4. 會議品質下降，原本認真的成員開始覺得沒意思。
5. 又有人離開。人更少了。
6. 回到第 1 點，而且更嚴重。

這是一個正回饋的衰敗迴圈，而它的起點不是「有人離開」，是「在缺人的壓力下做的那個決定」。

所以這件事的解法不可能是「大家要有原則一點」——因為在第 2 步的當下，放寬標準看起來就是理性的、負責任的、為了分會好的決定。

唯一的解法是結構性的：把標準寫在不缺人的時候。

因為在人滿為患、還要排隊的時候，你寫得出誠實的標準。在只剩十八個人、下個月又有兩個要走的時候，你寫不出來。

我的具體建議是：分會應該在狀態最好的那一年，把入會的最低條件白紙黑字寫下來，並且訂明修改必須經過什麼程序。然後在低潮的時候，把那份文件拿出來讀。

那份文件真正的功能，是讓現在的你，被過去那個比較清醒的你保護。

Misner 說委員會是「品質控管」——這個說法可以再精確一點

Misner 給了一句總結：「會員委員會基本上就是一個分會的品質控管。想維持品質，就必須有一個強的會員委員會。」

這個說法對，而劉潤在《底層邏輯2》裡給了品質一個更精確的定義，我認為套在這裡非常合用：

「所謂『品質』，就是標準差；而所謂『品質高』，就是標準差小。」（P205）

這個定義的價值在於，它把「品質控管」從一個模糊的口號，變成一個可以判斷的東西：

一個分會的品質，不是看最好的那幾位成員有多強，是看成員之間的落差有多大。

想想看為什麼。當一位來賓走進來，他看到的不是平均值——他看到的是他隨機被安排坐在誰旁邊。當一個引薦被交出去，交出去的人賭的不是分會的平均水準，是那一位成員的水準。

所以委員會的工作，本質上是把下限拉起來，不是把上限推高。這兩件事需要的作為完全不同——後者是表揚，前者是問責。而問責，正是這一集裡最難的那一部分。

Ed 講出了整件事最誠實的一句話

他在講第三項職責時說：

「這一項真的很難。因為 BNI 最好的東西之一就是關係，而分會裡最難做的事，往往就是要求那些同樣身為朋友的成員負起責任。」

這句話值得每一個接下幹部職務的人先讀三次。

因為這裡有一個真實的衝突，而且它不會消失：讓這個組織有價值的東西（關係），跟讓這個組織能運作的東西（問責），會互相拉扯。

而這件事在台灣加倍困難，理由很具體：我們的問責文化幾乎都是間接的。

我們不習慣當面說「你這三個月沒有做一對一」。我們的做法是：私下跟主席講、找跟他比較熟的人去暗示、在群組裡發一段泛泛的提醒讓他自己對號入座、或者最常見的——什麼都不說，繼續忍。

而這正是 Misner 那句話描述的狀態：大家開始談論彼此，而不是互相交談。

而這就是「委員會」這個形式真正的功能

這一集反覆在講委員會有多重要，但兩位講者都沒有直接說出為什麼是「委員會」而不是「一個人」。

我認為答案很清楚，而且它是整個制度設計最聰明的地方：

委員會的功能，是把問責從「人」移到「制度」。

當你以個人身分去對一位朋友說「你該多做一點」，那是一場人際衝突，而你會為它付出關係的代價。

但當三個人組成的委員會，依照事前公開的規則，通知一位成員某項指標未達標準——那就不是你在要求他，是規則在要求他，而你只是負責唸出來的那個人。

這個轉換做了三件事：

• 它分散了責任。沒有任何一個人需要獨自承受那份人情壓力。
• 它提供了一個非個人的說法。「委員會的規定是這樣」是一句每個台灣人都懂、也都能接受的話。
• 它保護了關係。因為對方要生氣的對象是制度，不是你。

杜拉克把這個原則講得極短：「建立規則或原則來解決問題。」（《杜拉克談高效能的5個習慣》P204）

反過來說，如果你的分會現在是靠主席一個人去私下勸說，那不管那位主席多會做人，這個系統遲早會壞——因為它把整個組織的問責成本，全部壓在一個人的人際帳戶上。

Ed 的最後一個建議，我想補完它

Ed 在結尾說：選委員的時候，要找「該堅定的時候能堅定，該當導師的時候也能當導師」的人。

這句話很對，但我認為它有一個實務上的問題：這兩種特質，很少長在同一個人身上。

擅長堅守規則的人，通常不擅長讓人覺得被理解；擅長讓人覺得被理解的人，通常很難開口說不。要求一個人同時具備兩者，等於是在找一種很稀有的人，然後永遠找不到。

所以我的建議是：不要找兼具兩者的人，要刻意組一個混搭的委員會。

一位負責守規則、講清楚事實與標準；一位負責理解對方的處境、當那個「他還好嗎」的人。黑臉白臉不是意外，是設計。

而委員會的組成還有一個原則值得寫下來：裡面至少要有一位不是「大家的好朋友」的人。一個全部由核心圈組成的委員會，會系統性地對圈內人寬容、對新人嚴格——而那正好是最糟的方向。

放回台灣：程序不只是禮貌，是法律要件

這一段是這一集完全沒有的，但在台灣不能不談。

如果你的分會或商會是依法設立的人民團體，成員的入會與退會就不是「委員會說了算」。

《人民團體法》第 14 條規定，人民團體章程應載明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之入會、出會與除名等事項；第 27 條規定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之除名，應經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之決議。

翻成白話：審查與評議可以由委員會做，但涉及除名這種最重的處分，程序必須依章程，而且通常要回到會員大會。如果由幾個人在私下決定並執行，程序上是站不住的，日後被爭執時整個決定可能被推翻。

還有兩件事要注意：

第一，申請資料是個資。委員會為了審查而取得的姓名、電話、公司、財務或營業資訊，依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第 5 條應尊重當事人權益、依誠實信用方法為之，第 20 條規定利用不得逾越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。審查完之後拿去做別的用途，或在群組裡轉傳，都是問題。

第二，評議的內容要保密，而這不只是禮貌。委員會在討論一位成員時，必然會涉及對其專業能力、營業狀況、人品的評價。這類言論一旦外流，可能涉及《刑法》第 309 條公然侮辱罪或第 310 條誹謗罪；即使內容為真，若非涉及公共利益，依第 310 條第 3 項但書亦不當然免責。

所以我的建議很具體：委員會的討論要有紀錄，但紀錄只寫結論與依據的規則，不寫個人評價的細節。而所有委員都應該在就任時就被明確告知保密義務。

這不是把事情搞複雜。恰恰相反——清楚的程序是委員會唯一的保護傘。沒有程序的委員會，做對了沒人感謝，做錯了全部由委員自己承擔。

機制拆解：一個不會變成惹人厭的委員會

把上面所有東西收攏成可以執行的形式：

一、把標準寫成一張紙，而且在狀況好的時候寫。內容包括：入會的最低條件、每季的參與指標（出席、一對一、來賓、引薦）、以及未達標準時的處理流程。條件要客觀可查核，不能靠主觀認定。

二、標準的修改需要程序。明訂「修改須經幹部會議與會員大會」之類的條款。這一條的唯一目的，就是防止在缺人的壓力下臨時放水。

三、通知的語言要非個人化。不要說「我看你最近好像比較少來」，要說「依照我們的參與標準，這一季您的出席是 X 次、一對一是 Y 場，低於門檻，所以我依規定跟您確認一下狀況。」前者是評價，後者是行政。

四、先問，再說。通知的第一句應該是問句：「這一季的數字比較低，想先了解一下您的狀況？」很多時候答案是家人生病、公司出事、身體不好——而這時候委員會該做的是支援，不是處分。問責的第一步永遠是理解，不是執法。

五、黑白臉分工，並且至少一位不是核心圈。如前所述。

六、每季一次，固定時間，全員適用。固定的節奏會讓這件事變成例行公事，而例行公事不會被讀成針對。不定期的檢視，永遠會被問「為什麼是現在？為什麼是我？」

最後

回到 Misner 那句話：「清楚、開放、誠實的溝通是關鍵。如果沒有人在做這件事，他們會開始談論彼此，而不是互相交談。委員會應該幫助大家開始互相交談。」

我覺得這句話把委員會的價值講到了最準的位置。

因為多數人以為委員會是拿來踢人的——所以沒有人想接，接了的人也覺得自己在扮壞人。

但它真正的工作，是讓那些本來會在停車場、在群組、在別人背後發生的對話，改成當面發生。

那些對話本來就會存在。委員會不能讓它們消失，只能決定它們發生在哪裡。